从文献记载的历史语境考察，尽管宇文化及是“谋逆”，但我们不难判断这是朝堂之上的礼仪，用在臣子进见、辞别君王时的场合，象征着“臣服”。类似的材料记载颇多，如《新五代史·安重诲传》记载，后唐天成四年（929）九月，权臣安重诲派遣自己的“嬖吏”韩玫会同副供奉官乌昭遇出使吴越国，两人合作很不愉快，韩玫多次仗势凌辱乌昭遇，“及玫还，返谮于重诲曰：‘昭遇见镠，舞蹈称臣，而以朝廷事私告镠。’”出使任务结束后，韩玫诬告乌昭遇对吴越国王钱镠“舞蹈称臣”，让后者招致杀身之祸。[4]这种“舞蹈”又被称为“蹈舞”，如宋人王谠《唐语林》卷二记载，唐宣宗于重阳日宴会群臣，作御制诗一首，群臣纷纷唱和，宰相魏謩诗被认为最佳，“上嘉赏久之，魏蹈舞谢”。[5]这里的“蹈舞”指手舞足蹈向帝王表示欢欣之情、颂扬之意。无论是“舞蹈”还是“蹈舞”，在朝堂之上面对君主时，应当遵循礼仪规范。我们的问题就在于，这种“舞蹈”礼仪从何而来，兴起于何时，是怎么发展的？臣僚进见君主时为什么要“舞蹈”，有没有一套标准的动作规范？因此，作为礼仪的“舞蹈”具有深入考察的价值和意义。
二、“舞蹈”溯源：从“舞蹈”到“蹈舞礼”
文献记载的符合上述特征的“舞蹈”一词起源相当早。汉焦氏《易林·讼之中孚》云：“谢恩拜德，东归吾国。舞蹈欢跃，欢乐受福。”[6]焦氏《易林》善以四言诗形式阐发易理，古雅玄妙，言近意远，这四句所指的背景和确切意旨很难把握，但我们可以判断这里的“舞蹈”是内心欢欣、手舞足蹈辞别君王的情景，那么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先秦时期诸侯辞别周天子，一是西汉诸刘分封时期诸侯王辞别天子归国，通过“舞蹈”表现出感恩戴德的样子。当然，这仅仅是根据历史做出的合理推测，焦氏《易林》本身就语焉不详。《隋书·礼仪志》的记载，为“舞蹈”或者“蹈舞”提供了一个现实场景：
后魏每攻战克捷，欲天下知闻，乃书帛，建于竿上，名为露布。其后相因施行。开皇中，乃诏太常卿牛弘、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。及九年平陈，元帅晋王，以驿上露布。兵部奏，请依新礼宣行。承诏集百官、四方客使等，并赴广阳门外，服朝衣，各依其列。内史令称有诏，在位者皆拜。宣讫，拜，蹈舞者三，又拜。[3]170
后魏一般指北魏，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朝第一个王朝。隋文帝命太常卿牛弘参照北魏的做法制定“宣露布礼”，以期用规范的礼仪使朝廷大事广闻天下。隋文帝开皇九年（589），晋王杨广灭陈，杨广将露布通过驿传系统送到朝廷，兵部建议用新制定的宣露布礼昭告天下。百官和各国外交使节齐聚长安城广阳门外，身穿朝服，排好队，等候内史宣诏。宣诏完毕，百官随即“蹈舞”三次。从这则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隋代臣子面见皇帝或者接受诏令的时候，需要按照礼仪规范“拜”且“蹈舞”，这是臣服皇权的象征。再如《隋书·礼仪志》记载的群臣向皇帝贺正旦和冬至的礼仪：“坐定，群官入就位，上寿讫，上下俱拜。皇帝举酒，上下舞蹈，三称万岁。”[3]184这说明，隋朝时候蹈舞礼仪已经成为正式的宫廷礼仪，但到底是怎么“蹈舞（舞蹈）”的，依然不得要领。
王重民等编《敦煌变文集》收录的《唐太宗入冥记》，讲述了李世民在地狱里见到阎罗王的情形：
皇帝不施拜礼。殿上有高品一人喝云：“大唐天子太宗皇帝，何不拜舞？”皇帝未喝之时由校可，亦见被喝，便即高声而言：“索朕拜舞者，是何人也？朕在长安之日，只是受人拜舞，不惯拜人。殿上索朕拜舞者，应莫不是人？朕是大唐天子，阎罗王是鬼团头，因何索朕拜舞？”[7]
唐太宗被喝斥要向阎罗王“拜舞”，颇为不悦，认为大唐天子没有向“鬼团头”拜舞的道理。这则资料明确将“拜”和“舞”结合在一起，与上文提到的隋文帝时期的宣露布礼和百官朝贺正旦、冬至礼类似，说明所谓的“舞蹈”和拜揖礼仪是一体化的，“舞蹈（蹈舞）”并非孤立的礼仪。因此，无论是南朝陈徐陵《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》所说的“蹈舞难逾，歌谣靡宣”，[8]还是《隋书·许善心传》所说的“颂歌不足，蹈舞无宣”，[3]1427唐柳宗元《骂尸虫文》所说的“下民舞蹈，荷帝之力”，[9]抑或是宋王禹偁《贺皇帝嗣位表》所说的“权守外藩，不获蹈舞玉阶”[10]65和《前普州刺史康公预撰神道碑》所说的“蜀之君臣舞蹈感悦”，[10]83以及清代弹词《再生缘》第七回所言“众官舞蹈朝参毕，拜倒当权极品人”等，[11]均指臣下向帝王表示臣服和尊敬的礼仪性拜舞，即“蹈舞礼”。
三、“蹈舞礼”的程式及内容
近年来，在传统舞蹈的现代转化中，人们通过挖掘古典礼制资源，再现或复原传统舞蹈礼仪，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。宋代郑居中等撰《政和五礼新仪》中所谓的“搢笏舞蹈”，就被认为是传统的“蹈舞礼”。①那么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？
首先我们来讨论“搢笏舞蹈”。所谓的“搢笏舞蹈”主要来自宋郑居中等撰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卷二十七“端诚殿受贺”条。“政和”是宋徽宗年号（1111-1118），《政和五礼新仪》是郑居中官议礼局并知枢密院时，奉宋徽宗旨意修撰的宋代礼书。“搢笏”和“舞蹈（蹈舞）”是宋代朝堂礼仪中的两个环节，整个过程繁文缛节，讲究颇多：皇帝郊祀结束，按照仪式在端诚殿坐定，接受百官依次朝贺：
阁门、御史台分引文武百官、宗室，并常服诣殿前立班，称贺。……次舍人揖枢密以下躬，舍人当殿，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称贺，转身于班前，西向立，舍人赞再拜，枢密以下皆再拜，搢笏，舞蹈，三称“万岁”，又再拜。班首不离位，奏“圣躬万福”，又再拜。舍人引班首出班，俛伏，跪，致词，讫，俛伏，兴，退，复位。舍人揖，躬赞再拜，枢密以下皆再拜，搢笏，舞蹈，三称“万岁”，又再拜。阁门官当殿北向承旨，退，西向，称“有制”，枢密以下皆再拜，搢笏，舞蹈，三称“万岁”，又再拜。……[12]
所谓“搢笏”，即插笏，臣子朝见君王时均执笏，用以记事备忘，不用时插在腰带上。在端诚殿受贺礼仪中，因为要腾出身手来“舞蹈”，所以必须“搢笏”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有“搢笏”就有“出笏”，《元史》卷六十七《元正受朝仪》记载了朝仪过程中的“搢笏”“出笏”环节，由主持仪式的宣赞和通赞一唱一和，引导官员完成仪式。[13]所以，所谓的“搢笏舞蹈”并不存在，属于误读或者标点错误引起的误解。
虽然如此，但“蹈舞礼”却是真实存在的。《旧五代史·苏循传》：
庄宗将即位于魏州，时百家多缺，乃求访本朝衣冠，友谦令赴行台。时张承业未欲庄宗即尊位，诸将宾僚无敢赞成者。及循至，入衙城见府廨即拜，谓之拜殿。时将吏未行蹈舞礼，及循朝谒，即呼万岁舞抃，泣而称臣，庄宗大悦。[14]810
苏循在唐昭宗时期官至礼部尚书，为唐末重臣，但却没有士大夫的节操，是梁、唐禅代和后唐庄宗代梁的主推手，和他的儿子苏楷一起，被史臣喻为“文苑之豺狼，儒林之荆棘”。[14]812-813梁太祖朱温即位后，苏氏父子并未受到重用，退居河中期间依附朱温养子、河中节度使、冀王朱友谦。后唐庄宗李存勖准备取代后梁，但时机尚未成熟，辅佐他的宦官张承业也极力反对，所以李存勖设法罗致世家大族寻求支持。朱友谦将苏循推荐给李存勖，苏循进门便拜殿朝谒，泣而称臣，令李存勖非常开心。在将吏还没有决心拥戴李存勖并按照皇帝威仪行“蹈舞礼”的时候，苏循就先行“呼万岁舞抃”，率先称臣。这个事件表明，“蹈舞礼”是向帝王致敬的礼仪，山呼万岁并进行“舞蹈”，表示对君权的臣服。这里的“呼万岁舞抃”，无疑透漏了“蹈舞礼”的基本内容和程式。
据《新唐书·南蛮传》记载，唐德宗贞元年间，骠国国王雍羌听说南诏归唐之后，也产生了归附的想法，于是遣人与剑南西川节度使时韦皋接洽，要进献本国歌曲和乐人。从文献记载来看，骠国进献的乐舞是为了迎合唐王朝的需要，刻意制作的：“宫、徵一变，象西南顺也；角、羽终变，象戎夷革心也”。[15]6308-6309精心组合的乐队，按照“南诏奉圣乐字”五个字创作了五章歌舞，皆一章三叠，依次表演：
舞者初定，执羽，箫、鼓等奏散序一叠，次奏第二叠，四行，赞引以序入。将终，雷鼓作于四隅，舞者皆拜，金声作而起，执羽稽首，以象朝觐。每拜跪，节以钲鼓。次奏拍序一叠，舞者分左右蹈舞，每四拍，揖羽稽首，拍终，舞者拜，复奏一叠，蹈舞抃揖，以合“南”字。字成遍终，舞者北面跪歌，导以丝竹。歌已，俯伏，钲作，复揖舞。余字皆如之，唯“圣”字词末皆恭揖，以明奉圣，每一字，曲三叠，名为五成。[15]6308-6309
“蹈舞抃揖”，就是按照音乐节奏拜舞，揖羽稽首，模拟朝觐礼仪，这是舞台化的艺术表演，还原到朝仪中，也就是《旧五代史·苏循传》提到的“蹈舞礼”中的“舞抃”。抃，本义是鼓掌、拍手。嵇康《琴赋》云：“其康乐者闻之，则欨愉欢释，抃舞踊溢，留连澜漫，嗢噱终日。”[16]《列子·汤问》也说：“（韩）娥还，复为曼声长歌。一里老幼喜跃抃舞，弗能自禁，忘向之悲也。”[17]所以“抃舞”就是鼓掌舞蹈，表达欢欣之意，“蹈舞抃揖”就是躬身行礼的同时鼓掌舞蹈，而“呼万岁舞抃”就是鼓掌舞蹈的同时口颂“万岁”，向皇帝致敬，即所谓的“蹈舞礼”。其具体情形，据清代经学家惠士奇《礼说》考证，是这样的：
《通礼义纂》曰：“自后魏以来，臣受君恩，皆手舞足蹈以鸣喜欢，盖本古者拜手稽首之礼。”愚谓拜有容，惟凶拜无容。振动者，舞蹈之容也。“振动”或作“振董”，郑大夫谓振董者两手相击。两手相击曰“抃”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古者帝喾，乃令人抃，或鼓鼙、击钟、吹箎、展管，因令凤鸟天翟舞之，帝喾大喜，乃以康帝徳。”是为抃舞，后世舞蹈实出于此，今俀人拜犹然，古之礼也。[18]
惠士奇认为，除了“凶拜”以外，一般的拜舞都要表达欢喜的情感，要有外在的形象和举动，两手相击的“振动”，也即为“抃”，是表达手舞足蹈的“喜欢”之情的主要方式。行文至此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古代朝仪中的“蹈舞礼”，是臣子通过鼓掌、拜揖、山呼万岁等程式动作，向君王表达欢欣喜跃之情，是臣服于君权的象征。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是尽可能还原“蹈舞礼”的场面和程序、环节，但根据现有资料来看，这一任务是非常困难的。
四、“蹈舞礼”的成型与发展
《通礼义纂》即《开宝通礼义纂》，据《宋史·礼志》记载，系在开宝年间，宋太祖命刘温叟、李昉、卢多逊、扈蒙等人在唐《开元礼》的基础上进行增删，撰定《开宝通礼》二百卷，接着“又定《通礼义纂》一百卷”。[19]而据宋代官方藏书目录《崇文总目》著录，《开宝通礼义纂》是翰林学士卢多逊根据唐代的《开元礼义鉴》增益而成，与《开宝通礼》并行。[20]于此可见，宋礼是因袭发展唐礼而来，一脉相承，因此《通礼义纂》记载“蹈舞礼”始于后魏（北魏），而且延续到宋代，是可以确定的。惠士奇《礼说》引用的这段《通礼义纂》引文，在《太平御览·乐部》“舞”条记载为：“古者，臣于其君有拜手、稽首之礼。自后魏已来，臣受恩，皆以手舞足蹈，以为欢喜之极也。”[21]也就是说，北魏时期开始，臣子为了表达对君王“欢喜之极”的心情，用手舞足蹈的“蹈舞礼”取代了此前的儒家拜手、稽首礼。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一段材料。
北魏立国后，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加速汉化，一方面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和礼俗带入北方地区。根据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，“蹈舞礼”集中出现在北朝、隋唐五代到宋代这一时期，大致符合所谓的“中古时期”。《新唐书·武平一传》记载，唐中宗时期宫廷流行胡乐“合生”（又作“合笙”），乐工骄横，时任考功员外郎的武平一谏曰：
伏见胡乐施于声律，本备四夷之数，比来日益流宕，异曲新声，哀思淫溺。始自王公，稍及闾巷，妖妓胡人、街童市子，或言妃主情貎，或列王公名质，咏歌蹈舞，号曰“合生”。昔齐衰，有《行伴侣》，陈灭，有《玉树后庭花》，趋数鷔僻，皆亡国之音。夫礼慊而不进即销，乐流而不反则放。臣愿屏流僻，崇肃雍，凡胡乐，备四夷外一皆罢。[15]4295
这里的“舞蹈”当然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“蹈舞礼”，但我们从武平一的口中得知，“咏歌舞蹈”这种乐舞形式主要来自西域，在宫廷闾巷之间普遍流行，他将其视为和《玉树后庭花》一样的“亡国之音”，认为咏歌蹈舞的“合生”类音乐不应该在宫禁中流行。
根据文献记载，自北朝以来，确实在朝野之间兴起了一种“踏歌”与“蹈舞”风习。尽管“踏歌”和“蹈舞”很早起源于中土，但对其赋予新的艺术形式和内容，并大规模流行起来，是随着游牧民族的内迁和中亚文明的输入以后发生的。据《北史·尔朱荣传》记载，北魏末年的将领、权臣尔朱荣“及酒酣耳热，必自匡坐唱虏歌，为《树梨普梨》之曲。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，爱尚风素，固令为敕勒舞。日暮罢归，便与左右连手蹋地，唱《回波乐》而出。”[22]②尔朱荣是契胡族人，酒酣耳热之际乡情涌动，正襟危坐唱“虏歌”，观“敕勒舞”，连手踏歌《回波乐》，简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舞台。《回波乐》是唐教坊曲，收录在宋代郭茂倩编的《乐府诗集》中，在唐代宫廷非常流行，特别是唐中宗内廷宴集时经常要求群臣“撰词起舞”。唐人孟棨《本事诗·嘲戏》记载：“尝内宴，群臣皆歌《回波乐》，撰词起舞，因是多求迁擢。”[1]236唐刘肃《大唐新话》卷三也记载：“景龙中，中宗尝游兴庆池，侍宴者递起歌舞，并唱《回波词》，方便以求官爵，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，歌曰……”[1]1252但根据《北史·尔朱荣传》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发现这首曲子的原创应当属于尔朱荣或者北魏朝廷。③至唐代，连手踏歌起舞的风俗在游牧民族政权中非常流行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○六记载，初唐画家阎立本之兄阎立德的孙子阎知微，以武周春官尚书的身份出使突厥后变节，引导突厥大军攻打武周，劝降赵州守将。为向突厥首领默哆表示效忠，阎知微在赵州城下与突厥士卒踏歌《万岁乐》：“知微与虏连手蹋《万岁乐》于城下。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谓曰：‘尚书位任非轻，乃为虏蹋歌，独无惭乎！’知微微吟曰：‘不得已，《万岁乐》。’”[23]《万岁乐》当为《鸟哥万岁乐》，武则天时新造曲，是为颂圣之作。宋人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四云：“明皇分乐为二部，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。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。坐部伎六曲，而《鸟歌万岁乐》居其四。鸟歌者，武后作也。有鸟能人言万岁，因以制乐。”[24]这种踏歌的性质类似于我们所关注的“蹈舞”，表示臣服之意。由此可见，自北魏以来，融合了游牧民族特色的踏歌（蹈舞）风习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，随着唐王朝的建立，广泛流行于朝野之间。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记载，开元十三年（725）十一月，唐玄宗率百官、贵戚及四夷首领，从东都洛阳出发，至泰山封禅，突厥毗伽可汗派大臣阿史德颉利发扈从东巡，“至嘉会顿，引颉利发及诸蕃酋长入仗，仍与之弓箭。时有兔起于御马之前，上引弓傍射，一发获之。颉利发便下马捧兔蹈舞曰：‘圣人神武超绝，若天上则不知，人间无也。’”因为这个“蹈舞”加之无上赞誉的行为，颉利发受到唐玄宗的信任和赏识。[25]这说明，“蹈舞”是周边游牧民族面对大唐“天可汗”表示臣服的重要礼仪。中唐代宗时期，“蹈舞”甚至成为唐王朝和回纥政权之间争执的外交权益。据《新唐书·回鹘传》记载，唐代宗即位后，因为安史叛军中的史朝义未灭，遂向回纥求兵，结果回纥趁机向唐朝进兵。唐代宗指派殿中监兼御史中丞、左右厢兵马使药子昂跟从雍王李适解决危机：
时可汗壁陕州北，王往见之。可汗责王不蹈舞，子昂辞曰：“王，嫡皇孙，二宫在殡，礼不可以蹈舞。”回纥廷诘曰：“可汗为唐天子弟，于王，叔父行也，容有不蹈舞乎？”子昂固拒，即言：“元帅，唐太子也，将君中国，而可蹈舞见可汗哉？”[15]6118
双方为雍王李适是否应该向回纥可汗“蹈舞”唇枪舌剑，展开激烈交锋。雍王最终保住了颜面，但药子昂等人惨遭回纥榜楚。很明显，唐代宗时期，“蹈舞”已经演变成为备受重视的涉及到皇权尊严的外交事务，而不仅仅是个君臣礼仪问题了。至宋代，帝王朝会等场合的“蹈舞礼”非常成熟，实现了仪式化和制度化。《梦梁录》卷一“元旦大朝会”云：“宰执百僚听名宣，领班蹈舞，皆称寿再拜，声传折槛边。”[26]关于这个礼仪，前引宋代礼书《通礼义纂》也有详细论述。
何以“蹈舞”就能赢得君王的欢心，并且在外交场合获得如此高的重视？除了“蹈舞抃揖”的动作给人莫大的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之外，纳入礼制中“蹈舞礼”其庄重的仪式也很重要。当然，古人对“舞蹈”的问题，自有其一套理论体系作为支撑。《礼记·乐记》云：“诗言其志也，歌咏其声也，舞动其容也。” [27]宋代陈旸在《乐书》中解释这段话时说：
歌也者，志之所甚可而声形焉者也，故歌之所咏，在声不在志，哀则辟踊，乐则舞蹈；舞也者，蹈厉有节而容成焉者也，故舞之所动，非志也，非声也，一于容而已矣。[28]
相对于“言”和“歌”，“舞”的优势在于外在的容貌和体态最能打动人心，悲伤了就捶胸顿足，欢乐了就手舞足蹈，是更为真挚、更有感染力的表达情感的方式。元代名儒郝经则将音律、声歌和舞蹈与天、地、人“三才”相比附：“夫律奏于上，所以象天也；登歌于中，所以象人也；蹈舞于下，所以象地也。故乐以舞终，舞者乐之极也。”[29]给“蹈舞”相当重要的地位，可见古人的重视程度。
总而言之，北魏之前的“蹈舞”礼，一般指儒家的拜手、稽首礼，北魏以后的“蹈舞礼”，是以鼓掌拜揖为核心的源自游牧民族的舞蹈礼仪，自隋唐而下至于宋代，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礼仪。
结 语
从舞蹈史的角度讲，“蹈舞礼”并不是一种表演艺术，对其进行溯源，能够廓清我们对“舞蹈”的认识误区，有助于舞蹈史的准确书写，更有利于传统舞蹈资源的现代转化。从“礼制史”的角度讲，“蹈舞礼”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礼仪，它所形成的中古时期，正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时期，游牧民族的鼓掌拜揖“舞蹈”与传统儒家的拜手、稽首“舞蹈”在隋唐的朝堂中发生融合，在宋代定型为国家礼制。因此，“蹈舞礼”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例证。
注释：
① 由罗晋、李一桐主演的电视剧《鹤唳华亭》的礼仪指导团队参考了部分古籍文献资料和绘画艺术作品，复原了所谓的“搢笏舞蹈”，古装剧礼仪指导陈静认为这就是“蹈舞礼”。参《新京报》记者刘玮《<鹤唳华亭>礼仪主要“师从”12部古书》，2019年11月22日，http://media.people.com.cn/n1/2019/1122/c40606-31468286.html，2023年4月13日；陈静《蹈舞礼（搢笏舞蹈）古代朝臣谒君之礼》，2020年10月9日，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iy4y1C7EB，2023年4月13日。
②“《树梨普梨》之曲”难解，应该指尔朱荣本族的音乐。有学者认为，“树梨”即粟特国，“普梨”即蒲犁国，“树梨、普梨之曲”指粟特、蒲犁的歌曲，参施安昌《北魏苟景墓志及纹饰考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8年第2期，第26页。
③[宋]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认为《回波乐》是唐中宗时创造的乐曲：“《回波》，商调曲，唐中宗时造，盖出于曲水引流泛觞也。……后亦为舞曲。” 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《近代曲辞二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113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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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者简介】
刘正平（1975- ），博士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副院长。主要研究领域：中国俗文学、宗教与文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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